我以一個醫生的觀點談談有關醫改的看法。我曾經在瑞士、英國和美國生活過，對這幾個國家的醫療模式都有些了解，加上我在國內大、中城市、大小醫院工作的經歷，尤其是與基層醫務人員的接觸，我覺得我有必要把我對醫改的想法說出來，讓大家了解一下一線醫務人員的觀點。如果大家覺得我的思路好，建議對頭，就請轉發一下。
如果覺得不好，笑笑就算了。我個人認為，醫改在目前沒有成功的可能，不再惡化就不錯了。或許諸位或者諸位的子女將來有做大事的，能把這個事情做好，我也感到很欣慰。
首先談為什么要醫改？大家可能說要改變“看病難”“看病貴”的問題，其實這是個偽命題。如果根據這個思路去改，別說1-2屆政府，就是100屆政府也無法完成，因為人對生命的渴求是無限的，對舒適的生活的追求也是無限的，永無停止之日，活到100歲還想活200歲，永無盡頭。這樣，醫生、護士的數量、醫院的數量都無法趕上人均壽命的增長以及對健康舒適生活的追求。
表現為5,6,7,8,9,10,11年制同時存在。這個問題主要在教育部，跟衛計委一點關系都沒有，但其后果卻是衛計委在買單，所有學子在買單。這個問題可以寫篇學術論文，今天就不展開了。
醫師是一種專業人員（professional），與律師、會計師、工程師一樣，不是學術性的（academic），不同于大學教授或者科研院所的科學家，他們才是學術性的。但在使用、定職稱、晉升、工資等方面，卻幾乎全是靠學歷、課題、論文來衡定的，醫學技術反而不重要。套用科學家的標準來衡定醫生的好壞，結果就只有混亂。這個問題涉及到教育部及各高校、勞動人事部、衛計委等。
以前是多部委辦醫，現在稍好，但大學附屬醫院（教育部）、地方政府、軍隊、武警還是混亂的根源，許多部隊醫院還有私人承包的醫院或科室，公安、民政、司法等部門還分別有自己主管或主辦的精神病院、康復醫院和監獄醫院。這個問題10年前很混亂，實施屬地化管理后，已經好多了。但仍然不僅涉及到4-5個部委，而且還涉及到軍隊和武警，以及公安、司法、民政等，所以還是比較混亂的。
一是對醫師的自由執業權管控過死，二是對醫療行業的價格管控過死。這是醫改走進死胡同的根本原因。但這又是繞不過去的坎，什么時候解決，什么時候政府就可以解放自己。但目前政府沒有絲毫解放自己的跡象。由于政府不想解決這兩個問題，所以醫改的所有討論，最后都歸零。
朱镕基總理時期為醫改定下的調子是“低保障、廣覆蓋”，在改的過程中，也就是在溫家寶總理主政時期要求體現醫療行業的公益性。方向都是對的，但忽略了兩個基本問題：什么是公益，哪些項目是公益？比如美容顯然不是公益，不孕不育也不是公益，在西方這都是要患者自己買單的。但國家并沒有明確規定說，哪些項目是公益，需要國家包下來。忽略了經過改革開放30年后，社會財富產生了極大的不平衡。富人很富，沒有保險都可以跑到醫療費最貴的美國去看病；窮人很窮，相當多的人付不起最基本的新農合基金。在這種基礎上，要求全民獲得均衡的醫療服務，顯然是做不到的，也是不現實的。文革思路表現為“以前赤腳醫師”時代如何如何，以為招一批人，學幾天醫就可以做醫師（如所謂的專科畢業后的助理執業醫師制度）的人，這種人以外行居多，尤其是那些文化不高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或者對醫療行業不懂的人居多，但危險的是有相當一批領導也有類似的思維方式，在西部尤其明顯。計劃經濟學派認為控制價格就可以少出錢多看病。這部分人尤其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、各級政府發改委屬下的物價局為典型，人數很少，但權力極大。這兩種思維都是醫改道路上典型的誤區，都增加了改革的成本。在學術界都有自己的代理人，但這些人沒有一個有醫學背景。
醫改涉及到國計民生，以為全民討論后就可以找到治國良策，其實是“懶政”。前幾輪醫改幾乎聽不到醫療行業臨床一線人員的心聲。不是我們不發聲，而是我們的聲音根本就不被重視，受到壓制。
把醫師當成改革的對象，結果南轅北轍。現在大家都發現醫改錯了，但又不愿意認錯，結果搞得很狼狽，似乎下不得臺。比如，無論哪種醫療體制，無論是美國自由經濟體制下的全科醫師，還是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瑞士、德國的全科醫師、或者英國體制下的全科醫師，其診所都是盈虧自負，但我們反而改回到地方政府“全包“的老路上去，這就是倒退。
另外，一個600萬人的行業，竟然找不到一個人去當部長，豈不是咄咄怪事？難道這600萬人中沒有一個德才兼備的執政黨黨員？醫學是不是科學？我的回答是：曾經不是，但是現在越來越是。30年前，醫學還以經驗為主，老醫師的患者多。現在診斷和治療都進入到了分子階段。
診斷方法如PET-CT，藥物研究如藥物的分子設計（moleculardesign）等，都已經進入到了分子時代；循證醫學已成為臨床醫學的主流，這時候經驗已經不再是主流的時候，醫學就進入到了“科學”時代，醫學就不再是一門經驗或技術，而是一門科學，是“medicalscience”。
科學的問題應該通過科學家，至少要通過科學的決策方式來解決。全民討論式的亂哄哄的發言也好，很多外行提出的所謂的醫改方案也好，其實與文革的大字報無異。似乎順從了民意，實際上在大數據時代，不講究數據的決策，一點民意的影子都沒有。以上問題是我在某民主黨派“醫改問題座談會”上的發言提綱。會上，不少人從其它角度談醫療中的問題，發現都是低價惹得禍。目前的有些醫療項目價格低到無法相信的程度。價格過低導致的最大問題是浪費。會前我做了下功課，發現幾乎所有婦科患者術前都看過4-6次門診，有個老太拖了15年才來手術，平均大約看過5次門診，其實看一次就夠了。會上一社區衛生中心主任報告了他們的數據，說去年社區居民在社區門診人均看了10次門診，還不包括在社區外的醫院的就診次數。如此醫改，把患者的就診程序越改越難，就診次數越改越多的改革，我看不改還好得多。
某大型醫院院長說他們醫院的婦科病人平均住院天數不足8天，本來想說做得好，我說，抱歉，你們醫院至少有40%病人不需要住院，還是80%的住院天數可以省去。為了不刺激同行，我說了下我自己的數據：平均住院天數不足5天。這個數據看起來很好，但還是很有潛力可挖的。因為按照美國的標準，我們現在90%的病人不需要住院。比如在美國，子宮切除術后留院觀察6小時就可以回家。但德國為了安全，規定必須住院48小時才可以回家。即使按德國的模式做，我們的醫院也多了，住院時間過長。最大的阻力是政府。大家聽了哄堂大笑，等我把話說完，一個也笑不出來了是流通領域已經市場化、集團化。某些利益集團為了自身利益，拼命反對；是大型醫療集團，尤其是三甲醫院、三甲醫院集團和三甲醫院的專家。有些人對此也笑了，但很快就發現笑不出來了。（后兩個問題是我以后再談。）
為什么說政府是醫改的最大阻力？以2013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是568845億元為例，按照美國的醫療行業占GDP的17.5%計算，我國應支付99547.875億（虛擬數字）用于醫療行業；根據衛計委公布的數據，2013年我國總體衛生費用支出為31661.5億元。
其中，政府支出9521.4億元，占實際支出的30.1%；社會衛生支出11413.4億元，占36.0%；個人衛生支出10726.8億元，占33.9%（引自“2013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）。全部衛生總費用占GDP百分比為5.57%。將這個數據與美國比，目前的機制國家節約了近6.8萬億元。而這些所謂節約的費用是什么？就是政府的開支，就是醫務人員應該得到的勞動所得。
如果按西歐國家中占比最低的12% 進行比較，我國2013年應支付額大約也在68261億元（虛擬數），也就是說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節約了3.7萬億元。這樣一比較，誰敢說，國家不是醫療行業低價格的最大獲得者？除了國家，我還不知道誰獲得了更多的利益。所以，國家實際上沒有一丁點兒的動力，來改變目前的狀況。
國家把醫療價格做低的唯一途徑就是發改委價格司，并通過各級發改委的價格辦公室或者物價局制定價格，人為的壓低醫療行業的服務價格。很多人以為我國自14大確定市場經濟以來，已經是市場定價了。
其實，目前的醫療行業的定價才是計劃經濟的最大遺留物。這個價格司的使命，是目前所有醫療行業弊端叢生的根源。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，所有的醫療行業的問題，都無法得到解決。
李克強總理對價格在改革中的作用做了很精辟的闡述，也講述了目前的醫療行業服務價格過低，低到他都不相信的地步。這兩個問題大家自己可以在網上查一下。但是一旦落實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時候，集體沉默就是所有政府官員的不二選擇。如果國家不是醫改的最大阻力，為什么不取消發改委對醫療行業的定價權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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